施耐庵的籍貫到底是哪裡？

施耐庵的籍貫考證

1、蘇州說——寫進族譜和祠堂

鹹豐四年(1854年)陳廣德(字懋亭)所撰《施氏譜序》云：

“吾興氏族，蘇遷為多，白駒場施氏耐庵先生生於明洪武初由蘇遷興化，復由興化徙居白駒場。其第二世處士君，揚一鶴先生曾為作墓志銘。及於施氏之自蘇施家橋來遷，即場之田廬復名以施家橋……清鹹豐四年歲次甲寅處署後二日賜進士出身浩授奉直大夫戶部主事加一級陳廣德頓首拜撰。”

而鹹豐五年，施耐庵的第十四世孫施峻峰在《施氏宗祠建立紀述》中也寫道：“吾族始祖耐庵公，明初自蘇遷興，後徙白駒場。由一本而支分派別，傳衍至今，五百餘年矣……”

這兩段文字說得都很清楚，施耐庵在明初洪武年間由蘇州遷到興化，然後再遷到白駒場。

趙伯英和奇林編著的《施耐庵年譜》中說：

“公元1296年秋(元成宗元貞二年歲次丙申)一歲，生於蘇州城外施家巷，取名彥端，字子安，號耐庵。父名施元德，字長卿，母為卞氏。施氏是孔子弟子施之常的後裔。

公元1308年(元成宗大德十三年)十三歲，在蘇州城外的滸墅關季氏家塾就讀。

公元1311年(元武宗至大四年)十五歲，在季家繼續就讀。在季家就讀的時間很長，此後季先生的女兒嫁給了他。

公元1314年(元仁宗延佑元年)十九歲，考中秀才，同季氏結婚……”

按以上各種說法，施耐庵不僅祖籍蘇州，而且生於蘇州長於蘇州，還討了蘇州老婆，是個徹頭徹尾的蘇州人。

2、興化說——明朝文獻可以佐證

近些年來，施耐庵祖籍蘇州的說法受到了學界的質疑，2003年，《蘇州雜誌》發表了黃俶成的文章《施氏祖籍辨正》，對施耐庵祖籍蘇州的說法提出了商榷。

黃俶成引用了明景泰四年(1455年)淮南楊新撰《故處士施公墓志銘》(即施耐庵之子施讓墓志銘)：

“處士施公，諱讓，字以謙。鼻祖世居揚之興化，後徙海陵白駒，本望族也。先公耐庵，元至順辛未進士，高尚不仕。國初，征書下至，堅辭不出。隱居著《水滸》自遣。積德累行，鄉鄰以賢德稱。生以謙，少有操志。……景泰四年歲次癸酉二月乙卯十有五日壬寅立。淮南一鶴道人楊新撰，里人顧蘩書，陳景哲篡蓋”。

黃俶成認為，這是涉及施氏祖籍最早、也是最直接的文獻。

據悉，這篇《故處士施公墓志銘》載於較早版本的《施氏族譜》。該族譜是1952年才發現的，但不幸的是，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毀失了。

1962年6月，一個有關施氏源流的文物被發現了，興化縣委宣傳部副部長趙振宣在施家橋農民陳大祥家發現用於墊籮底的方磚上有字。經辨認，乃是施讓“地照”(舊時迷信，人死後由其家屬立“地照”向后土之神購得土地，一般刻在磚頭或石頭上，與死者靈柩一齊下葬)。此磚乃是1958年該村農民為了建豬圈，掘取墓磚時所得。後據文物部門發掘考證，這塊“地照”上的施讓，正是施耐庵的次子施讓。

二十年後，在施讓墓附近，又出土了一件轟動海內外的文物，這就是《處士施廷佐墓志銘》磚。據考，墓主乃施耐庵之曾孫，叫施廷佐，葬於明嘉靖三年(1524年)。尤其可貴者，墓銘中提到施廷佐的高祖叫施元德，曾祖彥端(即施耐庵)“會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懷故居興化，(還)白駒，生祖以謙。……”施廷佐曾祖、祖父的名字、地望、年代均與前兩次公布、發現的史料、文物符合。

這塊墓志銘磚連同前引墓銘、地照，清晰地提供了施家五代世系，並首次透露施耐庵之父名施元德，也居住在興化。黃俶成認為，這個世系以及所云“懷故居興化”正是“鼻祖世居揚之興化”的最有力的佐證、最明確的注釋。

至今，興化市新垛鎮施家橋村仍有其後代居住，模樣與施耐庵畫像驚人相似。

3.吳興說——紀念館館長辨析

施耐庵紀念館的館長竇應元說，施耐庵的祖籍既不是興化，也不是蘇州，而是浙江。

“施家宗祠里曾有一副對聯：吳興綿世澤，楚水封明湮”，竇應元介紹說，吳興就是今天的浙江湖州，施耐庵的父親施元德是搞水運的，有關史料中稱其為“舟人”，後來施元德在興化落腳，施耐庵就出生在白駒場。

竇應元認為，關於施耐庵的籍貫、科舉、生卒年月等問題，一直迷霧重重，很多說法都需要進一步澄清，“比如，有一種說法稱施耐庵在元至順二年(1331年)考中進士，”但根據元朝的官方資料，至順二年登科的進士中，找不到施耐庵的名字。“施耐庵屬猴，在35歲時取得進士功名，而且活到了75歲，這些都沒有什麼疑問。但如果他在元至順二年考取進士，以這個時間點往前後推算，則施耐庵出生在1296年，卒於1370年。但是，根據出土的文物資料，施耐庵的兒子施讓是1373年出生的，難道施耐庵死了3年之後又生了兒子?”

那么，施耐庵的進士功名到底是怎么得到的呢?

竇應元認為，施耐庵的進士，不是通過元朝的科舉考試得來的，而是張士誠封的。“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張士誠在高郵建立政權，國號大周，封了一批讀書人進士功名，這其中，就應該包括施耐庵。這樣一來，我們可以推算出施耐庵生於1320年，而這一年恰好就是猴年，與其生肖吻合，而且也破解了‘死後三年生子’的悖論。”

竇應元說，施耐庵的很多活動與張士誠密不可分，在研究施耐庵時，應該將其和張士誠“捆綁”在一起，這樣很多謎案即可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