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甄有哪些生平事事件？

個人簡介

唐甄(1630—1704)，初名大陶，字鑄萬，號圃亭。四川省達縣(今四川省達州市通川區蒲家鎮)人，帝師唐瑜的第十一代孫，中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論家。

唐甄與遂寧呂潛、新都費密，合稱“清初蜀中三傑”，與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並稱明末清初“四大著名啟蒙思想家”，被中宣部、國家教委列為對中國歷史有重大影響的“傑出思想家”。

人物生平

生平及著述：唐甄原名大陶，字鑄萬;後更名甄，號圃亭，四川達州人，生於明崇禎三年，卒於清康熙四十三年，得年七十五歲。生平事跡頗隱晦，《四庫總目》至將《衡書》著者「唐大陶」及《潛書》著者唐甄別為二人。幼年隨父宦遊，歷吳江、北京、南京。順治二年南京城破，父子避難浙江紹興。順治十四年丁酉(1657)舉人，曾任山西長子縣知縣十月，遍遊河北、河南、湖北、浙江、江蘇等地二十餘年，後困於江蘇，仍志在天下，冀為王者師，著述不輟。1962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潛書》，後附編者李之勤〈唐甄事跡叢考〉一文，最稱詳實。生平及著述：唐甄原名大陶，字鑄萬;後更名甄，號圃亭，四川達州人，生於明崇禎三年，卒於清康熙四十三年，得年七十五歲。生平事跡頗隱晦，《四庫總目》至將《衡書》著者「唐大陶」及《潛書》著者唐甄別為二人。幼年隨父宦遊，歷吳江、北京、南京。順治二年南京城破，父子避難浙江紹興。順治十四年丁酉(1657)舉人，曾任山西長子縣知縣十月，遍遊河北、河南、湖北、浙江、江蘇等地二十餘年，後困於江蘇，仍志在天下，冀為王者師，著述不輟。1962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潛書》，後附編者李之勤〈唐甄事跡叢考〉一文，最稱詳實。

政治主張

這表現.在，第一，封建君主沒有推行富民政策，而實行的是忘民、虐發、害民之政，因而“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潛書·存言》)。第二，封建官吏橫行掠奪民眾財產，他們坐視民眾疾苦不救，貪婪謀取一己私利。第三，沉重繁多的賦稅，加重了民眾生活的困苦。第四，財源枯竭，貸幣量少，導致了財貸無法流通，“當今之世，無人不窮，非窮於財，窮於銀也”(《潛書·更幣》)。唐甄在探討了民眾窮困的原因之後，提出了致富於民的政改措施。唐甄指出，民為國家邦本，為政首在富民。“國無民，豈有四政!封建，民固之;府庫，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職，民養之。”(《潛書·明鑑》)只有民眾豐衣足食，國家才能興旺發達;如果民眾貧窮困苦，必將導致國家滅亡。他說：立國之道無他，惟在於富。自古未有國貧而可以為國者。夫富在編戶，不在府庫。若編戶空虛，雖府庫之財積如丘山，實為貧國，不可以為國矣。(《潛書·存言》)因此，立國之富不在國庫財富充盈，而在民眾生活富裕。唐甄強調，“治道貴致其實”(《潛書·權實》)，實在致富於民。他說：“財者，國之寶也，民之命也，寶不可竊，命不可攘。”(《潛書·富民》)財用是生民之命、國家之寶，因此立國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體提出了致富了民的各種措施。首先，為政當以富民為功，力除棄民虐民之政。他認為，國家的政治因此，立國之富不在國庫財富充盈，而在民眾生活富裕。唐甄強調，“治道貴致其實”(《潛書·權實》)，實在致富於民。他說：“財者，國之寶也，民之命也，寶不可竊，命不可攘。”(《潛書·富民》)財用是生民之命、國家之寶，因此立國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體提出了致富了民的各種措施。首先，為政當以富民為功，力除棄民虐民之政。他認為，國家的政治方針當以富民為宗旨，“其舉事任職雖多，不過使不困窮而已”，“雖官有百職，職有百務，要歸於養民”(《潛書·考功》)故唐甄特彆強調致富於民的實治實功，指出“為國以圖治，論功以舉賢，善民以論功，足食以養民”，“養民之道，必以省官為先務”(《潛書·省官》)，卻除暴虐於民之害官，重用養民的廉能賢才，“廉者必使民儉以豐財，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舉廉舉才，必以豐財厚利為征”(《潛書·考功》)只有君主官吏皆去推行實施實治實功的富民政策，民眾的生活才能富裕。其次，唐甄提出了因其自然之利，發展多種生產的富民主張。他說：“海內之才，無土不生，無人不生”，只要“因其自然之利而無以擾之，而才不可勝用矣”(《潛書·富民》)唐甄否定了“農本商末”的傳統觀念，提出了要使四海民眾真正富裕，就要發展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等多種生產。他認為，養民富民首要在於大力發民農業，還要全面發展商業和手工業，“為政之道，必先田、市”(《潛書·普施》)。他指出，“山林多材，池沼多魚，園多果蔬，欄多羊豕”(《潛書·達政》)，農林牧漁全面發展，才能實現民眾富裕。同時，唐甄大力提倡種桑養蠶的紡織業，主張通過商品流通，提高民眾生活水平。第三，唐甄提出改革貸幣，促進流通的商業措施。他指出，以白銀作為貸幣，限制了財貸的交換，阻礙了商業的發展。“夫財之害在聚。銀者，易聚之物也。”要促進商業的繁榮發展，實現民眾的生活富裕，“救今之民，當廢銀而用錢”(《潛書·更幣》)。因此，唐甄認為，用銅錢取代白銀，商品交換才能更好地得以進行，並可消除白銀易聚之弊，發揮貸幣的流通作用。

他的社會政治啟蒙思想，集中反映在他歷30年而成的《潛書》中。是書原為《衡書》13篇，“衡”表示“志在權衡天下”之意，後因“連蹇不遇”，只得將其潛存起來，遂加以補充，改名為《潛書》。《潛書》共97篇論文，分為上下兩篇。上篇論學術，重在闡發“盡性”與“事功”相互統一的心性之學;下篇論政治，旨在講求實治實功抑尊富民的治世之術。潘耒稱其“論學術則尊孟宗王，貴心得，賤口耳，痛排俗學之陋;論治道則崇儉尚朴，損勢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親如一家，乃可為治。”(《潛書·潘序》)因此，《潛書》“上觀天道，下察人事，遠正古蹟，近度今宜，根於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謀其政。”(《潛書·潛存》)是書不僅奠定了唐甄在清初啟蒙思潮中的歷史地位，而且對當時的儒學思想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