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有恭是在哪一年被欽點為狀元的？

莊有恭(1713～1767)，字容可，號滋圃，東鳳(今屬汕頭市龍湖區東鳳村)人。祖籍福建晉江，其父在奕仁時才定居番禺。有恭在兄弟七人中排行老二。史載有恭“生而穎異，十三通五經，鏇補諸生以選貢考，授宗人府教習”。乾隆四年(1739)莊有恭被欽點為狀元，開始其近30年的政治生涯。

莊有恭的經歷

莊有恭早期的政治道路可謂一帆風順。他初次面見乾隆時，就給皇帝留下良好的印象。“殿試日，公對策有云：不為立仗之馬，而為朝陽之鳳”，深得皇上喜愛，“此二語當時頗傳誦之”。乾隆見其“風度端凝，天顏喜甚，賜及第，授修撰。次日，即命入直尚書房”。

乾隆五年(1740)，充日講起居注官，累遷侍講學士。

1744年遷光祿寺卿，尋丁父憂。

1746年特擢內閣學士，入都遷兵部右侍郎。

1748年任提督江蘇學政。

1750年正月，授戶部侍郎，尋充江南鄉試正考官。

1751年仍任提督江蘇學政，並授江蘇巡撫，成為地方大員。

莊有恭勤政愛民，“誓以清勤自勵”。

自1752年出任江蘇巡撫起，“桂事六載，晝見僚屬，夜治文書，或至漏盡不少休”。

1753年夏秋之交，淮陽諸郡水災，他親往察勘撫恤，後“得旨截漕百二十萬石，發帑銀五百萬兩，以備賑濟，民乃得蘇”。

1756年夏季，轄區內民多病疫，莊氏帶頭捐助，以期百姓渡過難關，史載他“首捐俸，令有司察民病者，予藥。死者，予櫘”。莊氏一生較為清正，其晚年在福建巡撫任上，預先告誡晉江族人不要來找他。當有族人找他的時候，他就派手下的人加以阻攔謝絕：“我為封疆大臣，嫌疑當避，且候去此之日，再相見，今則不敢也。”莊氏的做法，最終贏得了族人的理解，“及公之薨，晉江宗人始來會哭，鹹稱公之公正為不可及”。

在江蘇巡撫任內，有一事差點要了有恭的性命。當時，奉興縣朱呥犯坐主使殺人罪，按律應絞。朱呈請贖罪，有恭為了緩解財政困難，就答應了朱的請求。但莊並沒有請示中央，直到1756年莊離任江蘇巡撫赴江南河道總督時才上奏朝廷。乾隆看完奏摺後非常生氣，諭曰：“莊有恭此奏，觀之實為駭然，豈有入人死罪並未奏聞，擅自飭司準其收贖，至離任後始含糊具奏之理”，並命令尹繼善等據實查辦。“尹繼善及新任巡撫愛必達奏朱呥贖罪一案，有恭不遵成例遽行批准，專擅之罪百喙難辯;又有恭監試秋闈，察出張谷孫等賄謀聯號，擅批議罰;又嚴凝裕鬥蟋蟀事，有恭亦批罰贖;俱未奏其所罰銀分貯江寧、吳縣、泰興等庫。”這些罪名按律也夠殺頭了。

1757年4月，大學士九卿擬有恭罪應絞。乾隆帝考慮到，在這些案件中所涉及到的經濟問題，錢財都存放在地方的公庫之中，並沒有被莊氏裝進自己的腰包，所以，再次免了他的死罪。乾隆朱批曰：“此案尚無贓私入己情弊，著從寬免死，發往軍台效力。伊現有母喪，仍加恩準其回籍料理，事畢前往軍台，不準捐贖。”後“方詣謫所，命戴罪署湖北巡撫”。莊有恭度過了政治上的一大劫難。

莊有恭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經受了罰俸、革職、赴軍台效力，甚至秋後問斬等懲罰，卻又一次次被乾隆赦免。乾隆之所以對他手下留情，還得從莊的治水功績說起。

乾隆非常重視水利建設，他認為：“自古致治以養民為本，而養民之道，必使興利防患，水旱無虞，方能使蓋藏充裕，緩急可資。”江浙地區是全國的財賦重心，但常受到海潮的衝擊。特別是從杭州到海寧一段，潮災最為嚴重。歷代對江浙地區的水利都很重視。明代及清康雍時期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海塘修築工作，乾隆亦認為“浙江海塘工程，為杭、嘉、湖、蘇、松、常、鎮七郡生民之保障”。曾任江蘇巡撫的莊有恭，自然把興修海塘作為其工作的中心內容之一。早在1752年暫署兩江總督時，就上疏借庫銀1.6萬兩，續修太倉、鎮洋海堤，1756年被特擢為江南河道總督。不久，因朱呥罰贖不當案，莊戴罪署理湖北巡撫。但在“通曉河務人員，甚為難得”的情況下，不久，乾隆又把莊從湖北調到了浙江。

1762年春，皇上南巡，見到莊有恭，非常高興，特賜之以詩：“己未親為策士文，精掄蕊榜得超群。起行不負坐言學，率屬偏能先己群。鶴市舊聲猶眷眷，龍山新政更殷殷。海塘正是投艱處，磐石維安免奏勛。”對莊讚賞有加。9月，莊疏報海寧塘竣工。乾隆龍顏大悅，認為莊“甚屬盡心，深可嘉予”，議加一級，調江蘇巡撫，加太子少保。但浙江海塘工程十分緊要，“莊有恭籌辦甚為盡心”，所以浙江塘工、賑務，“仍聽莊有恭專司其事”，對莊極為信賴。11月，特免有恭學政內應罰未完銀6萬餘兩。

1764年底，已被擢為刑部尚書的莊有恭疏請大修三江水利。次年，命協辦大學士，仍暫留巡撫任，乾隆再次南巡，復賜詩褒勉。

莊有恭是位非常難得的治水人才，他為官大部分時間基本是與水打交道，江浙地區很多海塘建設都留有他的足跡。他非常注重實地勘察，1762年秋，太湖水漲，久不退。他“親往嘉、湖察勘”，發現河道多淤，於是請修三江(即吳湘江、婁江、東江，為太湖水分泄這主要水道)水利，疏浚太湖。在水利建設過程中，他力圖避免因興修水利而給百姓增加負擔。他在上奏中多次“懇發帑興工，仍於各州縣分年按畝征還，則民力既紓，工可速集”。這大概是他前述經濟問題的源頭吧。在治水過程中，他分工明確，如前述錢塘江水利工程中，他“設守備一員，千把外委十二員，分界防守，省民夫無算”。他還強調水利建設要一鼓作氣，“若陸續興修，又恐工程及半，遇伏秋大汛，不能抗拒，仍棄前功”。對於前人的成績經驗，他也認真汲取。如明代創造和發展的縱橫疊砌法的魚鱗大石塘，他積極套用，“照魚鱗作法，逐層整砌”。他的這些治水思想和方法現在仍具有借鑑意義。清代著名學者錢大昕在有恭墓銘中盛讚其治水功績：“水旱拯恤無因循，清波可活河轍鱗。築塘旱海上石堅，或編竹絡楗茭薪。”

莊有恭的一生，雖謂坎坷曲折，然而其治水政績仍為人所稱道。作為清代廣州唯一的一個狀元，因其出眾的才華，引起“海內士夫識與不識，聞公名靡不嘆羨”。他對家鄉的教育非常關注。在番禺縣學重建之際，他欣然作《重建番禺儒學記》以勉勵後生。有恭死後，人們將他與其祖、父均安葬於今黃埔區文沖村的飛鵝嶺山上，稱莊氏墓地山為狀元山。狀元墳墓地廣約千畝，四周豎有“莊府墓睦”碑界，墓穴石鐫“皇清例贈中議大夫光祿寺卿顯考存齋府君莊公之墓”字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