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烈撰寫過哪些筆記本小說?

個人履歷

徐承烈(1730-1803)，字紹家，一字悔堂，晚號清涼道人，浙江德清人。清代筆記小說家，著有筆記體小說《聽雨軒筆記》、地方志《越中雜識》、詩文有《德輝堂集》，雜著則有《山莊叢話》、《委巷叢談》、《耄餘閒筆》、《病餘偶識》、《聽雨軒清言》等。

關於其生卒年，及其撰寫《越中雜識》之考證，參見陸林：《由稀見方誌〈越中雜識〉作者緣起》，《文獻》，2002年第2期，第180-183頁。

附：今人歐陽健著《徐承烈評傳》

徐承烈，字紹家，一字悔堂，晚號清涼道人，浙江德清人，生於雍正八年庚戌(1730)，卒年不詳。祖父號退圃，性情曠達，不以窮通生死縈其心，性尤愛菊，少時有“菊癖”之稱。徐承烈對祖父十分愛敬，在性格和學識上都深受影響，《聽雨軒筆記》中的若干故事如《桃花源》等，即得自退圃的轉述。父號心齋，有《遺集》存世。徐氏至退圃中年，家道中落，事故變遷迭起，不可復振。親戚多以訓蒙為生，或有兼經商者。

徐承烈出生在這樣一個日趨衰落但仍不失舊有文化傳統的家庭中。對青少年時代的徐承烈影響較大的，除祖父退圃外，還有他的業師沈益川。沈益川號東涯，曾任嵊縣司訓之職，為人仁慈。徐承烈從沈益川游二十年，與其子沈瑋、沈玿兄弟交好，二人皆兄事之。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十九歲時，曾為參加院試至郡，可知其時已獲得秀才身分。院試那年，正碰上祖父謝世，遂因貧而廢學，訓童蒙於鄉曲，郁無所施。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與沈益川結伴遠遊粵西，尋求出路，其時徐承烈年二十五歲。

徐承烈首次出遊，依桂林知府商思敬為幕僚。商思敬字乾峰，宛平人，先任岳陽知府，曾為岳陽樓上層之呂仙像手書“放懷天際”匾，下層之屏門手書范仲淹《岳陽樓記》，是個文雅之士。賓主間似頗為相得。在四、五年時間裡，徐承烈因公務之故，多次來往於全州、桂林一帶。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仲春，徐承烈忽生思鄉之念，俶裝鏇里，由南雄過梅嶺，回到浙江故鄉。在此後的幾年中，客於紹興、嘉興一帶，大約仍以訓蒙為生計。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56)夏，復結伴作粵游，於重九後自南安過梅嶺，由廣州至武緣，經理武緣鹺務。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冬，徐承烈年四十六，已頭童發白矣，乃賦倦遊，自嶺南歸。

徐承烈品端學邃，懷經世之心，好談奇事，於史書方誌、詩詞書畫，莫不涉獵;他的興趣極為廣泛，對於戲曲小說，尤有獨特的見解。加之性耽好古，兼喜異聞，故征途所經，每於前人陳跡，必訪遺蹤之存否，以核今昔之異同，至於佚事奇談，亦必博採遐搜記而弆之，從而積累了大量的創作素材。迨倦遊歸來，負耒躬耕畎畝，乃杜門掃跡，坐矮窗，編削研摩，以消磨歲月，陶養性靈。所著詩文有《德輝堂集》，雜著則有《山莊叢話》、《委巷叢談》、《耄餘閒筆》、《病餘偶識》、《聽雨軒清言》、《聽雨軒雜記》。後者是徐承烈的小說作品集，自言是偶閱蒲柳泉《聊齋志異》，有觸於中，因以平日所目擊者撰成。書凡四卷，曰雜紀、續紀、餘記、贅記，計一百三十六篇(則)。後復以六種著作集為一書，曰《燕居瑣語》，分經史、歷代、本朝、山水、祠墓、碑銘、古蹟、鄉乘、詩文、書畫、額聯、古物、雜技、稗乘、異聞、雜記、自述、補遺十八門，共四十卷，《續語》十六卷。因卷帙繁多，開雕不易，先以《聽雨軒雜記》四卷付諸剞劂，餘藏於家。

社會評價

獨特的神怪觀，是徐承烈萌生創作小說的動機並獲得成功的先決條件之一。徐承烈認為，天地本來就是一大奇境，日月之升沉、風雷之鼓盪、山川之流崎、草木之榮枯等等自然現象，由於頻繁地發生或出現，人們似乎已經熟視無睹了;但細細想來，“莫或使之，而按時而動，又若有使之者，豈非可驚而可愕歟?”至於孳生則胎卵濕化，庶物則鱗介羽毛，本來都可以算作是至奇極怪之事，然而由於日在見聞中，人便視以為固然者;反倒是《山海經》所載的諸物，由於詭僻離奇，出於人的經驗之外，人們卻懷疑它們是鑿空贗造。他於是得出結論說：“世之視以為常者，思之無一非怪;而驚以為怪者，考之無一非常。宇宙之理，類相似已。”清醒地意識到了“怪”與客觀存在的“物”之間的關係，“怪”首先是物，只是對於人來說，它們是異己的物，不熟悉、不了解的物而已。他發議道：“嗚呼，事物無窮，少所見則多所怪。人奈何守書生一隅之識，妄發議論也哉!”指出：“論物理人情，當以圓融為貴。”皆發前人所未發。他的《聽雨軒筆記》之能臻於圓熟之境界，就一點也不值得奇怪了。

沈瑋《〈聽雨軒筆記〉總序》云：“考古者十之二三，志怪者居其七八，而每於敘述中，間出莊論雄談，以寓微意。”《筆記小說大觀·提要》云：“其間迫懷陳跡，表彰忠烈，與夫述異志奇，評書品畫，一一俱有卓識，而記游諸篇，可補名山記中所未逮，讀之尤令人悠然神往。”都給此書以較高的評價。從小說創作的角度看，紀游與紀異之作，堪稱書中最具神采的部分，而其最出眾的才能，又體現在紀游與誌異的高度有機的結合。

《莊子·達生》云：“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天、地、人“三才”的協調統一，“天道”與”人道”的內在聯繫，構成了中國文化的核心。中國傳統的文學作品，一向十分重視反映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歷代的神怪小說，更充分體現了關注外物的精神。徐承烈繼承了歷代神怪小說的優良傳統，對於大自然懷有無限熱愛之心，筆下呈現的多是祖國大好河山的優美景象。如卷一《吳松》，既以充滿詩意的筆調寫出了古松夾道的奇異美妙，更肯定了人類為保護這一美好環境所做的努力。卷二《畫山》，敘廣西畫山“色青碧紅黃相間，虬松古樹，遍生其間，壽藤狀如龍蛇，蜿蜒糾纏，垂垂而下，自江上遙望若圖畫然”的美好景色。然而，作者又提醒讀者：就在這靜謐和諧的環境裡，卻潛藏著人對於野生動物的殺機：

其山多猿猴，每當風日晴美，輒各率其類，聯臂牽引而下飲於江，復循環相接而上。獵者每狙伏以伺，發火槍擬其半而擊之，皆中斷墮於江滸，悉為所獲。然跌仆崖石而死者，已過半矣。吁，人發殺機，物類失其鹹若，亦慘毒矣哉!

對於人類這種為私利驅使，殘酷扼殺物類生機的行為，作者給予了深深的譴責。與無辜的猿猴相比，蛇是會給人類的生存造成威脅的，所以人與蛇的鬥爭，就更是在所不免。卷一《南屏山蛇》，敘西湖一丐，肥黑而短髯，率眾丐昂然往南山捕蛇，人蛇相互搏鬥的驚險場面，極富靈氣的生活場景，雖怪而實真焉：

至寺西山坳深處，得一洞焉，口約尺餘，四周光澤，似常有物出入者。髯丐於洞前禹步持咒，鼓氣嘬口，向洞噴之，聲隆隆然。眾丐左右雁行立，各探手於囊，取所貯草藥口嚼之。未幾，洞中之蛇，潮湧而出。先之以烏梢、青梢、時鰻，後皆赤鏈、虺蝮之類，其形有若蟹若鯉若履者，虎首而蛇身者，頭銳身闊、長止數寸者，細如秤梗、短類棒棰者，赤似硃砂、青同藍靛、綠若銅青、白猶傅粉及黑白相間者，可驚可愕之狀，不一而足。眾丐以所嚼之草汁塗其手，渣其鼻，各別蛇類而捉之，置諸竹籃，如拾常物者然。行將盡矣，忽聞洞中作風雨聲，髯丐謂眾曰：“蛇王來矣，汝輩速避!”亦探囊取草咀嚼，而高舉兩臂於空中，獨立候之。洞中風聲愈急，一蛇黃首青身，頭有短肉角，大如人股，隨風搶出，徑盤丐身，昂首向丐噴氣，其聲嗡嗡。丐閉目頻噴口中草汁以敵之。蛇首頓垂，而纏繞益緊。眾丐以草進，髯丐口嚼草而手作訣以向蛇，蛇復翹首鼓氣，丐仍噴汁與蛇，蛇首又委頓於地。如是者三，蛇不能支，解纏蜿蜒入洞去。當人蛇相敵時，眾丐檢拾餘蛇已盡，欣然而歸。至寺前，而髯丐之面漸腫，須臾耳目口鼻皆平，急呼眾丐嚼草齊噴之，隨噴而腫隨消矣。旁人問：巨蛇何故舍之?答曰：“此蛇王也。我若殺之，則四山蛇王畢至，吾輩無噍類矣。”

讀來真是驚心動魄。髯丐舍蛇王而不殺，大約也包含了不將蛇類斬盡殺絕的用意。

卷二《猴》，寫出了人與動物之間的不信任所釀成的悲劇。羅姓家蓄一猴，甚靈慧，因使承值書房，澆灌花木。其年盆中石榴結實，猴摘其一食之，適為主人所見，欲行撲責，猴叩頭哀求而止。不料到了次年，盆榴又結實而亡其一，主人復疑猴所為也，執而笞之，猴跳叫不已，主人怒其倔強，復重責之。猴出至所宿處，以爪畫地，作一蓬頭人手持石榴狀，遂自縊而死。後來方發現確實冤枉了這隻猴子，石榴乃牧牛小童所竊。

卷一《爐峰龍》風格卻迥然異樣，寫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明狀元張元汴少時，讀書於香爐峰，夢一老叟謂之曰：“吾此山之龍也，潛修已千餘年矣，去年某月日當出，以公坐處適壓吾上，公貴人也，吾若奮迅而出，則不利於公，必乾天譴，故忍而俟之。後日午時，又應出矣。倘復失期，當再遲三百年。公何妨暫輟半日之功，俾吾得以沖霄昂壑乎?”張慨然諾之，且不要龍對他個人的報答，惟言此處恆苦乏水，請惠一泉，屆時請勿於出時水涌山崩、損壞禾麥田廬。龍曰：“公動此心，已增無限陰德，吾何敢不遵?然亦須公助我耳。”及期，陰雲四合，雷電交馳。有清水如線，自地而上，一蛇細若蚯蚓，隨之行至門旁，為閾所阻，張以物去其閾下之土，蛇遂隨流出。甫至階下，忽霹靂大震，急雨如傾，蛇頓長丈餘，頭角鱗甲，光焰赫然，掉尾於庭之東偏，直入於土者數尺，鏇即拔起，向張點首數回，騰空而去，雷雨亦止，屋宇樹木，無一損者。而龍尾下注之處，遂成一泉，水甘而冽。人與龍就這樣達到了相互間的默契。

《聽雨軒筆記》的創作受到《聊齋志異》的啟迪，就中借神狐故事以寫人間世態，亦有佳作存焉。如卷一《保濟侯降乩》，寫出一位富有獻身精神的神的形象。戴繼元生前為拯溺而死，死後為人奉真身為神，他預知邑有大災，卻“固請於上帝求免，但願以身殉之”。果然，當後殿內火發，延及戴侯的真身，連同樓一概燒成灰燼，而殿東側道士的臥室，雖與之相距不及丈，檐際皆焦，而屋竟無恙。戴繼元死後為神，依然關心普通百姓的生命安全，不惜犧牲自我，堪稱是一個全新的神的形象。

卷一《新市狐仙》，敘江朴齋家口無多，空後樓以貯器物，忽有狐仙居之，老者自言姓鍾，陝人，因攜眷遊歷，其妻忽病，故暫借居，必當厚報，言談之間，辭氣溫雅，藹然可親。通篇絮絮道來，將江、鍾二家的和諧相處，寫得細膩入微。然世上偏多有好事者，惟以“除妖”為能，小說對此是殊不以為然的。先是有道人面黑而虬須，謂江仆曰：“汝家妖氣甚盛，吾能除之。然除妖之後，其皮囊須與我耳。”仆乃不告主母而引道人至庭中，道人自恃術高，右手仗劍向空劃符，左手持水盞，口吸而噴之，不料卻自討沒趣。始寫其聞樓上狐語曰：“庭中演戲劇矣，盍往觀乎?”少頃，道人之劍忽離手躍起丈餘而墮於地，水盞亦碎。翁出而謂曰：“汝何為來此?”道人不覺屈膝伏地，翁命之出，遂舉袖蒙面踉蹌去。不寫狐術之高明而高明自見。鮮明地表達出了人狐之間的矛質，其曲實在人一邊的主旨。

徐承烈不獨是述異志奇的能手，摹寫人間世事的篇章，亦有極出色的文字。如卷三《神騙》，敘明織造太監孫隆為鄭貴姬祈福重修杭州西湖惠因寺，五十餘尊佛像皆長丈餘，衣服甲冑悉塗泥金，而珠嵌其額，惟因日久蒙塵，無人知之。袁某利用寺僧貪圖小利的心理，先以重金作餌，宛轉從容取其金珠而去，所得不下二萬餘金。最精彩的是，小說末了，寫袁某故意留下一珠未取，書其背曰：“留此珠及諸像身上餘金，用以裝修諸像，並完殿工，庶免吾之罪過”云云，既突出了佛像寶珠之價值連城，又為袁某的性格塗了斑駁的色調，可謂神來之筆。

卷二《跳白船》敘的是意外獲財的故事，但同樣寫出了人心的委宛曲折。紹興漁者張鳳翔，以獨特的捕魚之法——“跳白船”為業，甚樂之，其叔於杭州開綢緞店，屢招之而不往。一夕，發現有盜十餘人，將黃白物置於棺中，遂逐漸載之歸。他雖因此暴富，然仍執故業自如。及後船被橋柱撞破，不能捕魚，漸至日食不充，行乞度日。盜失金寶，疑為張所為，然見張傴僂行乞，蕭然四壁，景狀可憐，不疑而去。張復以行乞遠出，將物陸續運出。其叔自杭州歸，欲攜之去，張故作不肯狀，叔大罵，逼其同行，鄰人鹹勸之，乃隨其叔而去，遂成富人。

卷四《夏開基》敘人情冷暖，亦極有特色。夏開基以業農自食，其岳父高麟昭鄙其貧寒，略不為周恤。歲暮，往岳家借貸不成，反遭惡語。夏毫無生路，遂投水求死，不意於泥淖中得元寶無算，驟成富戶。夏發跡後，自念若當時岳若貸以數金，則決無入水獲銀之事，其富貴實岳致之也。作者嘆道：“嗚呼，人當未遇時，雖至戚如妻父，亦且鄙而賤之。張延賞之於韋皋，其往鑒矣。後韋皋鎮蜀，延賞自北門宵遁，尚有羞愧之心;若今之人，則方且郊迎其婿，以謝前愆，安肯潛行而去哉!沈倫困抑，正天之玉汝於成，若夏開基者，可以與韋南康並類而觀耳。”可以說是寄託了作者自己的身世之慨的。

《筆記》亦有言武勇的故事，卷一《絕力》敘作者為武緣鹺務時，有給使人韋得道者有絕力，廉州鹽每簍重一百餘斤，自水次至鹽倉二里，例以兩人舁之，然岸高途窄，必於中路暫停，惟得道獨能挑四簍，逕至倉中交割，每言無好扁擔，否則五六千斤易易事耳。後因病傷寒而亡，作者嘆道：“嗚呼，此有用材也，僻居荒穢，無以表見，遂為所役下走之人，槁項黃馘而死，豈不惜哉。”表現了對於人才的愛惜之心。

《筆記》復記有精幹短小的典故，亦饒有意趣。卷三《趙文華軼事》敘有戲班演《鳴鳳記》，曲盡趙文華阿諛獻媚之醜態。趙之裔孫多顯達，命仆縛優人送諸官，縣令命其仍如戲裝而枷之，朱書其上曰：“不合扮演先朝大臣趙文華優人一名某人，枷號示眾。”使優人自言其罪。趙氏大慚，急挽人關說。令曰：“彼既送來，合當如此處法。今彼自肯求寬，我亦勉為釋之。我情已盡，慎勿以輕縱見譏也。”

《筆記》敘事筆法多變，如《桃花源》敘田立齋之女嫁張某，隨夫回雲南原籍，其兄西堂陪同赴滇，西堂於途墮於江，同行者欲救不能，沿江求其屍又不得，乃以舊衣冠葬之。二十年後，西堂忽回故鄉，其父驚喜交集，西堂乃述其桃花源二十年的經歷，整個故事純從倒敘寫出，是對陶潛《桃花源記》的發展，語言亦清新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