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臨有哪些求學經歷?

基本簡介

呂大臨(1040～1092)，中國宋代金石學家，字與叔。京兆藍田(今陝西藍田)人，北宋金石學家，“藍田四呂”之一!

呂大臨，號芸閣，京兆藍田人，其祖父呂通曾任太常博士，父比部郎中呂蕡共有六子，一個夭折，五人登科及第，今有史可考者，只有呂大忠、呂大防、呂大鈞和呂大臨四兄弟，大臨為幼。呂氏四兄弟均在北宋朝廷任職，不但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影響，而且在文化、學術領域也頗有建樹和貢獻。為關學代表性人物。呂大鈞還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編寫了《呂氏鄉約》、《鄉義》等。《鄉約》主要提出同約人要“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經過推行，扭轉了漢魏以來佛學盛行，造成儒家禮教衰敗的混亂局面，對改化關中風俗起到了實際功效。主要著作有《四書注》、《誠德集》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理學大使張載最初在關中開始講學時，首和者為呂大鈞，其弟大忠、大臨相繼都尊張載為師，由此帶動了關中學者奔向張門求學之風。史載“橫(即張載)倡道於關中，寂寥無有和者。先生(呂大鈞)於橫渠為同年友，心悅而好之，遂執弟子禮，於是學者靡然知所趨向”，使“關學鬱郁滿秦川”，並形成“關學之盛，不下洛學”的局面。呂大防雖不屬張載門人，《宋元學案》記載其人與張載同調，張載辭官回橫渠(在今陝西眉縣)講學後，呂大防曾向宋神宗再次舉薦復其官職，後詔為太常禮院，因與禮官不合，辭官行至臨潼，病逝館舍。這些情況表明，關學的領袖和思想支柱是張載，關學的政治經濟支柱則是藍田諸呂。這正是關學得以形成發展，並與二程洛學及王安石新學構成鼎立之勢的重大政治因素。再加之，呂氏四兄弟自身的學術成就，故明清之際的著名思想家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稱“呂氏為關中學派藍田系”。在四呂中，又以呂大臨的學術貢獻最為突出。他雖登第，卻以門蔭入官，稱“不敢掩祖宗之德”;雖人在仕途，卻心繫學術，與兄長呂大忠、呂大鈞追隨張載，投身關學，潛心研究《六經》，尤深於三禮的精研與實踐。是諸呂及張載弟子中對“關學”發展貢獻最大、“守橫渠學甚固”之人。

求學經歷

呂大臨雖然拜張載為師，但對二程也十分推崇。宋神宗治平三年(1066年)，張載應長安京兆尹(西北的最高行政長官)王樂道之邀到長安講學。在講學期間，著名理學家“洛學派”程顥、程頤兄弟來也關中講學，呂大臨聽後覺得他們的學說很有見地，大為嘆服。張載去逝之後，他便奔洛陽拜程頤為師。在此期間，他記錄匯集二程語錄，著成《東見錄》，對後世學者研究“洛學”提供了很多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張載逝世後，呂大臨雖轉師二程，並成為程門高足，卻不放棄關學的基本思想宗旨，不背其師，成為關學最有力的捍衛者。對此，二程就一再申明：“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才有說了，便不肯回。”二程還說：“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背之，卻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正因為關中學者不背叛其師之教、之說，所以，張載死後，關學雖不“復講”，但仍然流傳，擁有眾多私淑弟子。從宋至元、明、清，都有許多關學的信仰者、傳播者，在捍衛、傳播、弘揚、踐行關學，使關學不斷發展，關學精神不斷發揚。

無論是師從張載，還是後來改隨二程，呂大臨均享有極高的聲譽。作為張載門下的高足弟子，因其學識文采出眾，張載之弟張戩將女兒嫁給呂大臨，其妻對人說“吾得顏回為婿矣”，足見其對呂大臨的器重。改隨二程後，在當時眾多的二程門徒中，呂大臨因其淵博的學識與謝良佐、游酢、楊時三人一起被時人稱為“程門四先生”。二程贊其為學“深潛縝密”、“涵養深醇，妙達義理”。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認為呂大臨的學術成就高於當時與他並稱的諸家，“於程子門人中最取呂大臨”，並把他與程頤相比而論。朱熹非常看重呂大臨，認為自己假如“只如呂年”，即指活倒呂大臨那樣的歲數，也不見得能達到爾後那樣高的學術成就。由於呂大臨的德行、學問、才能均為上乘，所以他逝世後，許多人都哀悼其不幸早逝。蘇軾晚年游藍田時，有《挽呂與叔學士》詩曰：“言中謀猷行中經，關西人物數清英。欲過叔度留終日，未識魯山空此生。議論凋零三並友，功名分付二難兄。老來尚有憂思嘆，此淚今從何處傾。”呂大臨的早逝，其師程頤更是十分悲痛，直到大臨逝世後三年，程頤“因閱故編”《雍行錄》，回憶往昔“關西學者相從”的情景，乃“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為之泣下”，這既反映了程頤的真情，也說明了呂大臨在當時學界的聲名和地位。像呂大臨這樣，先後師從理學兩個重要學派的創始人、被兩個學派均視為代表性人物、同時還得到當時及後世著名理學家一致高度評價的學者，在宋明理學史上還是極其少見的。因此，稱其為理學家是絲毫不為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