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彌遠為什麼遭受非議？

史彌遠(1164年2月23日—1233年11月27日 [1] )，字同叔，號小溪，別號靜齋。明州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人。

史彌遠在治國上頗遭非議的原因，一是政治上主和，二是經濟上沒有振興。史彌遠兩朝擅權二十六年，獨攬朝綱，大權在握，對金一貫採取屈服妥協的政策，對人民則瘋狂掠奪。他還大量印造新會子，不再以金、銀、銅錢兌換，而只以新會子兌換舊會子，並且把舊會子折價一半。致使會子充斥，幣值跌落，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嘉定用兵，政府發行紙幣竟達一億四千萬貫。紹定五年(1232年)流通量竟達到了二億二千九百多萬貫，會子的濫發與貶值已經到了極端嚴重的境地。理宗親政後雖然採取了一些秤提的措施使會子有所穩定，但是此時的南宋已經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國家財政處在破產的邊緣，不得不依靠濫發會子以救一時之急，飲鴆止渴的後果是濫發的會子變得如同廢紙一般毫無價值。會子問題是南宋社會經濟發展的集中反映。南宋會子是真正意義上的紙幣，它是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由“行在會子務”發行的銅錢會子開始的。這次會子的發行，以銅錢十萬貫為準備金。會子採用銅版印製，面額分為一貫、二貫、三貫三種，隆興元年又增加了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三種。會子仍然使用楮紙印刷，因此會子也被稱為楮幣、楮券或者簡稱楮。最初的會子並未限定發行額，也沒有設界，自紹興三十一年起到乾道二年(1166年)共印二千八百多萬貫，支取回收了一千五百六十多萬貫，民間尚在流通的有九百八十萬貫。因為地方州縣收納賦稅不收會子，所以有不少商人在各地用低價收購會子，然後到臨安兌取銅錢。由於人數太多以至形成擠兌風潮，驚動了孝宗，孝宗迅速以府庫所藏銀錢回收會子約有近五百萬，而民間尚留有四五百萬繼續使用流通。說明雖然發生了會子擠兌風潮，但是由於官方迅速採取了應對措施維持會子的信用，加之民間也的確存在對輕便紙幣的需求，所以會子在以後得以繼續的發展。乾道五年(1169年)，會子改為定界發行，每三年一界，每界一千萬貫，每界使用六年(也就是兩界)。之後會子的發行數有所增加，不過由於準備金充足且發行量也未至濫發程度，遇到會子貶值就馬上“秤提”回收防止惡性貶值，所以會子維持了較高的幣值。後來會子越發越濫，流通數越來越多，至開禧年間，會子改為三界並行，總流通量達到近七千萬貫，第十三界會子更是發行四千七百萬貫，會子因此大為貶值。嘉定年間經過多方秤提平抑後，會子的價值才有所回升，達到在京一貫值錢七百，地方半之的水平。從中可知會子的貶值非一朝一夕，在商品經濟的發展中貶值也是必然的。當然嘉定年的政治、經濟更值得進一步作仔細研究。在政治上看，主和不得民心;從經濟上看，物價上漲，會子貶值不得民心。“與金人戰、使會子不貶值。”這是人們的普遍心態和要求，或者說這是在南宋任何時候都能適用的普遍真理，但如將它與某一時某一地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看，那就值得商榷了。如果用普遍真理去指導特殊問題，則不一定能得到很好解決，同樣用人們一般情形下的普遍心理，去觀察特殊背景下的事，難免也會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的。史彌遠頗遭非議的還有用人問題。他以宣繒、薛極為肺腑，王愈為耳目，盛章、李知孝為鷹犬，專擅朝政，權傾內外。薛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是史彌遠最親信的人，人謂之“四木”;李知孝與梁成大、莫澤，為之排斥異己，不遺餘力，人稱之為“三凶”。廷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夢昱等都遭竄逐。